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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习和成长轨迹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助理、高级工程师张杰伟自述

时间:2020-05-03     【转载】   来自:《爨乡骄子.陆良人才名录》--中国爨网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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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习和成长轨迹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助理、高级工程师张杰伟自述

张杰伟,祖籍云南陆良县召夸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学士、西北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研究生。历任中国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设计员、团委书记、技术开发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现任研究所所长助理。荣获歼十飞机首飞、歼十飞机设计定型、枭龙飞机首飞、歼十双座飞机设计定型部级三等功。主编《龙行天下》(中国航空文学系列丛书),主编《风雨同舟》(中国航空文学系列丛书),副主编《创新文化建设案例选编》(航空报国丛书文化卷之五)。主要兼职:中国航空工业管理创新成果评审专家、四川省高技术认定管理专家、四川省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省企业管理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成都市项目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管理咨询师。

陆良印痕

1958年11月19日我出生在云南个旧锡矿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我是长子,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父亲张绍云是解放前夕从陆良到的个旧。刚开始干的是背荒、挑荒的苦力活,后来很长时间干穃-砂工,其实这也是一项既脏又累的体力活,但多少有了一些技术含量,不用在露天下风吹雨淋。母亲王关琼也是陆良人,与父亲同乡。母亲是解放后到的个旧,她经常给我们回忆解放初期陆良土改的一些往事。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但她被推举参加村里的土改工作,每次到县城开会带回来的土改政策,完全是凭记忆,然后组织乡亲们去做、去贯彻落实。我们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们识字,给我们讲一些陆良的故事,比如薛仁贵与薛官堡的石碑之类的传说,也有杨守笃打仗的民间故事。

爷爷家在召跨小镇是一个大家族,解放前曾经红极一时。爷爷那辈弟兄四个,爷爷排行老三,张家老三在当地知名度很高。我回到召夸乡下,经常被人介绍这是张老三家的大孙子。爷爷家早期在镇上开有酿酒作坊、铸犁头作坊,还会制作加工银器,是当地较早的手工业者,盛极时家产需要用枪支守护,家庭财富非同一般。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灾祸,家道日渐衰落,解放前夕已经是一贫如洗,土改被划定为贫农。

到了父亲这一辈,有兄弟三人,一个妹妹,都比较有出息。父亲在个旧工作,姑姑在单位上班,在以农耕为生的当地是令人羡慕的。大叔张保贵在家里务农,靠着他的手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改革开放初期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小叔张绍才当民办教师,后来转为了正式教师。两个叔叔家在当地也都算是日子过得还可以的人家。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物质极度匮乏,城市粮油副食品实行定量供应,对几个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孩,口粮的紧张可想而知。父母想了很多办法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我10岁左右,父母为了减轻家庭日益加大的生活压力,把我送回陆良召夸老家,寄养在爷爷家里。

乡下生活对我来说,一方面让我更多、更早地感受到长辈的亲情,一方面也让我更早、更真实地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辛。在农村生活了一年,我回到了个旧。没想到不久后,我们兄弟姊妹随母亲疏散下放又回陆良,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在召夸读完小学后,我顺利升入初中。一年后大姐也重新回到了学校,与我同班。二姐更晚一些,回到了学校插班读了一个多学期的书。农村学校经常放农忙假,我们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学会了插秧、除草、收割、打场等等许多农活。那时初中学制两年,教材也很简单。读初中的两年,我几乎没有学到什么知识,但是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一些很有意义的活动。有一次是去陆良县城参观,背着简单的行李整整走了半天,路过陆良机场。做梦也没想到,30年后我所在单位设计的战机,首批装备部队竟然就在这个机场。

1972年邓小平复出后开始对教育战线大刀阔斧的整顿,初中毕业必须升学考试。当时升高中名额有限,竞争激烈不亚于现在的高考。班上四五十个同学,考上师范学校的只有两个人,考上高中的只有六个人。我和大姐分别被高中和师范学校录取,我到了陆良二中高三班就读。我在陆良二中上了一年学后,国家调整疏散下放政策,我们家得以返回个旧。我是怀着一种说不清的心境离开陆良二中、离开家乡的。二中让我回忆的除全体师长外,就是校园很有读书的氛围,一幢教学大楼,一个图书馆,还有实验室,行政办公是在一个四合院内。我们在这个四合院的天井里听语文老师讲如何读书,听郭举正老师讲华罗庚的优选法,算是那个年代的讲座,所以印象很深。

陆良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留下的深深印痕是永远也难以抹去的。故乡山清水秀的景色,房前屋后的树木、四季变幻的田野、小桥流水的人家,晨暮中的袅袅炊烟,带给我们极大的新奇,也带给我们无限的灵气。当然也还有艰苦生活的磨砺,人情世故的沧桑。

北上求学

1974年春天新学期开学,我正式转入个旧一中学习。当时个旧一中在云南省内是数一数二的名校,师资力量强。这年春夏之交,批林批孔运动席卷而来,在政治的一片喧嚣声和朗朗的读书声中,我的高中时代就这样匆匆结束了。那时我不满16周岁,按规定不能当知识青年下乡,我回到云锡子弟学校代课,准备和下一届的毕业生一同下乡。代课期间,我先后教过初中物理、化学、数学,教过高中物理。在我的学生中,有不少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因为疏散下放辍学,回城后才又重新学习,有的年龄也比我大一两岁。

当老师的阅历,迫使我深入系统地钻研教材的内容,扩充一些新的知识,也让我养成了不断学习的习惯。特别是那两年陆续分来了几位富有朝气的新教师,都比我年长,能力也很强,我们相处很愉快。这一个阶段对我的成长和成熟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1977年9月新学期开学,传闻要恢复高考制度,大家半信半疑。到了10月份,一些学校开始办补习班,我所在的学校也要求我们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作辅导,我基本上是边工作边备考。我的高考还比较顺利,考分为红河州的第一名。春节过后,收到了北航的录取通知书,学习有翼导弹专业,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首届大学生。

1978年3月,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出发了。父亲把我送到开远上的列车,记得在临开车前父亲掏出一包金沙江牌香烟给我,说路途遥远拿着吧。在此之前父亲反对我抽烟,理由是他三十多岁才抽烟,大概是认为我已经可以独立了。到昆明后住在大舅家,他们也很高兴,帮着我换签了昆明到北京的车票,大舅带我去昆明圆通山公园看樱花,三八节前后正是春城樱花盛开的时节,人潮如海。舅舅给我拍了一些照片,我头发长长的、土里土气,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是第一次离开云南,路途上都是那么新奇。列车一路北上,过南京长江大桥,过郑州黄河大桥都让我激动不已。到丰台车站,同车厢的乘客纷纷取下行李添加衣服,而我的身上仅仅有一件单衣。到了北京站,出来便看到了北航迎接新生的巨大横幅。第一个见到的北航同学问我为什么不多穿点衣服,我说云南四季如春,在那里有这么多就足够了。3月份的北京气温很低,学校很快给我们添置了军大衣,白天穿着上课,晚上盖在被子上增加一点厚度保暖。

1978年春天,是科学的春天(郭沫若语)

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压抑多年的知识分子迸发出强烈的事业热忱。我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始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洗礼。进入大学校门后,我很快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学无止境,什么是书山,什么叫知识的海洋。大学期间,我们这一代人如饥似渴地学习,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充实而快乐。那时,北航教学区还有解放军站岗,看着同龄人为我们服务,更是觉得肩上的使命沉甸甸的。

我所在的北航五系名师云集。校长沈元是空气动力学专家,当时徐迟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其中提到数学家陈景润的一位启蒙老师就是沈元,我记得上空气动力学课时沈元校长还来班上听过课。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老前辈也到学校接见过我们,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讲话的内容,沈元校长介绍说钱老是我国航空界的老前辈,钱老接过话:我现在已经不搞航空了,跑到大气层外去了(意思是搞航天),老前辈就意味着落伍了,寄希望于你们年轻人。钱老一席话让我热血沸腾。

到北京不久,我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去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天坛等地游览,我见识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情。这年五一节,大舅王家声到北京出差,利用假期带着我去了八达岭长城,站在烽火台上,迎着北方吹来的冷风,遥望崇山峻岭之上的雄伟长城,吟诵着毛主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感慨万千。到了居庸关,亲眼看到詹天佑设计的字形铁路杰作,我在詹天佑铜-像前留影纪念,并暗暗发誓要像他一样,做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1978年末,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最高层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 的拨乱反正,做出了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两个凡是进行彻底否定,打破了禁锢在人们思想上的枷锁,繺-开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序幕,作为身处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青年学子,应当说我思想受到的震撼和洗礼深深影响着我的成长和追求。

当时国家已经有搞载人飞船的计划(后来演变为神舟号飞船),北航要培养为宇航员提供生命保障的专业人才。经学校同意,我由原来的有翼导弹专业调整为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工程。在专业课程方面,当时刚刚从德国亚深工业大学回来的袁修干老师,在座舱环境模拟控制方面带给我们许多新的思想;教过我的王俊老师,后来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从莫斯科航空学院回来的秦刚老师是曾任共产党总书记博古同志的儿子。在校时我与这几位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毕业后我都在成都接待过他们。

大学期间,我还大量阅读了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王蒙、刘心武、蒋子龙、陈建功等当代作家的作品。那时,北航的人文讲座很多,几乎每周都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应邀来校举办讲座,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中外音乐欣赏等系列,凡是有机会我都会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开阔了我的视野,弥补了我中学时代人文知识不足的缺憾,对我后来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四年大学北航给我的不仅仅是航空工程的科学,还有丰富的人文知识,我感谢北航。

1983年仲夏,在大学毕业前夕,我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我正好满25周岁。怀着一种对社会的感激之情,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职业生涯

大学毕业,我分配到航空工业部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这是我国歼击机设计研究的重要基地。我喜欢这里的一切:一是专业对口,可以从事我向往的飞机设计研究工作,有利于发挥一己之长;二是研究所的工作性质介于大学和工厂之间,学习氛围较好。

刚刚工作是当设计员,参加一个试验室的组建,一边建设一边承担了歼7C飞机首飞前的系统试验工作。每天晚上我们都到试验室里工作或者看资料,渐渐地养成了晚上必到办公室的习惯,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期间,到成都科技大学短期进修计算机模拟控制技术,担任班长。1984年5月研究所党委要我出任研究所的团委书记。当时所里年轻人很多,并且大部分是著名高校的毕业生,对团委的活动要求很高。在团委工作期间,组织了许多有影响的大型活动,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晚上我们把成都市人民公园全部包了,组织全所团员青年划船比赛。

1985年2月我被抽调到成都市委参加第二期整党工作,几乎跑遍了成都市大型国防企业和研究所,主要是清理文革期间的三种人,同时考察领导班子、选拔第三梯队干部。整党结束后市委希望我留下来工作,我觉得还是从事专业技术更符合自己的初衷和特长,于是回到了研究所。

1988年7月,成都市首批从部分国有大型企业、研究所、高校选拔优秀科技人员到基层挂职,经研究所党委推荐,市委考察后委派到金堂县任县长助理,协助县长工作。三个月后分管工业口的常务副县长调成都市任职,于是让我分管计委、经委、交通局、城建局、物价局、技术监督局、乡镇企业局、二轻局等众多部门。这时候恰逢成都市计划单列,财税实行分灶吃饭,工业企业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全县的道路基础设施也亟待改善,这些任务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忙得不亦乐乎。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很快承担起了工作重担,也经历了一些磨炼,更重要的是我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

两年后,我结束了挂职锻炼回到研究所办公室工作。初到办公室的几年里,工作任务一直很饱满,除日常行政工作外,我参与了歼×飞机研制高峰期的工作。为了提高我的科研管理能力,1992年春天所里安排我去浙江大学进修三个月,每天下午在西湖边捧书阅读的感觉真好,在那里我系统学习了科研管理的主要课程。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院士,当时是浙大的校长,与我们研究所还有技术方面的合作。

也就是在这一个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这是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全国上下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一段职业生涯。我从浙大进修回来不久,正在准备换一个新的管理岗位时,接到成都市政府办公厅的通知,成都市筹备台商开发区,急需要抽调力量。那时我34岁,有地方政府工作经历,被认为是较为合适的人选。这一次我没有犹豫,马上就答应了。整个开发区占地9000亩,一次规划,分期建设,我参与了开发区选址、商务谈判、前期规划和部分招商工作。由四川省委副书记聂荣贵牵线搭桥,合作对方是包括台湾统一集团在内的一个财团。开发区选址比较顺利,几个地方都在争取,最后定在温江金马河边,距离成都17公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征地手续也办的很顺利;谈判则比较艰苦,我们没有更多的经验,双方都聘请了律师,每天谈判的进展向市委书记报告。谈判成功后,市政府在锦江宾馆举行隆重签字仪式,省市政要和台湾方面准备进入开发区的主要投资商家出席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结束后,我的主要任务转入开发区的规划编制和前期建设,与温江县政府和成都市规划局打交道,开发区进展顺利,已经开始三通一平基础设施的建设。

1992年底,所要我回单位上班,我报告了开发区的领导,市政府希望正式调我到开发区工作,所里不同意,我也只好作罢。回所后,生活并没有平静下来,我在研究所技术开发处任副处长,参加筹建了所里与台商合资的一家公司,由于观念上的差异,进展并不顺利。后来又组建了一家航空电脑公司,任副总经理,带有一些军转民的性质。1995年,由于工作需要,我回到办公室工作,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起点。办公室主任这项工作对我的挑战性不大,做起来得心应手。

2001年我如愿以偿参加西北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学习,2004年我的研究生论文航空歼击机研究所发展战略研究 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我根据自己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的资料,完成了《歼击机设计研究所发展战略研究的背景知识和若干方法论》的撰写,这项成果在研究所十五发展规划中起到了指导作用。

2003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有机会在党的最高学府里进行深造,使我对一些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认识再次得到升华。我担任班长,组织学员开展理论研讨和社会实践活动。

2004年担任研究所所长助理,使我有机会在更高层面上参与地方的一些重大活动。2006年,国务院决策要搞大型客机,四川省政府组成专门班子论证,我被一位副省长点名参加,在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给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写了报告,提交了论证方案。到北京去进行游说,策划了以四川省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给两会的提案,还组织媒体开展了有影响力的宣传攻势。在此之前,参加了四川省科技顾问团关于发展四川民用航空产业发展课题的工作,该项建议被纳入四川省十一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2008年初,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同意成都民用航空产业基地建设,给这项工作法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所内,我分管管理提升和创新、企业文化建设和法律事务。在文化建设方面,2006年研究所荣获全国企业文化先进单位,2008年我个人荣获改革开放30年全国企业文化先进工作者称号。在管理创新方面,2007年我主要参与完成的提高飞机自主研发能力的敏捷管理荣获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一等奖(第一名),信息化打造精益设计与敏捷管理的先进飞行器研发平台 荣获中国航空工业企业管理创新一等奖。

学无止境

2006年由于工作需要,我参加了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研究生班课程学习,两年来从未间断过学习。2008年4月份在上海完成了最后一期学习,已经取得了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研究生毕业证书,11月份通过了全国管理咨询师职业水平考试。这是我给自己的50周岁生日订下的两份礼物。

回顾我的学习和成长历程,自己虽然幸运,却也平礬-。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学无止境,一路走来。孩提时代,在陆良打下的烙印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一生;青年时期,北上求学的熏染开阔了视野,提升了我的素养;职业生涯中,不同的岗位的历练和角色转换,丰富了自己的多彩人生。

参加工作26年,我主要是从事科研工作、政务管理和行政管理。由于工作需要,我涉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管理科学等学科领域,不断学习汲取前人智慧。做了一些实事,比较多地介入了地方和研究所的一些决策,也对一些人或事情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我认为,一个人接受的教育愈多,就意味着他承担着愈来愈重的社会责任。

最近,华东政法大学罗培新博士送我一本他的新作,在书的扉页上题写了选择远方,风雨兼程,我很感动。他或许不知道我已是知天命的人了,风雨兼程是肯定的,但我只能选择前方。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女儿大学毕业,应聘到中国科学院成都光电研究所工作,远方属于他们年轻的一代。

心静如水,厚积薄发,常怀感恩之心,砥砺自己,善待他人,回馈于社会。我的感受是两句话:学无止境,多想想不足;一路顺风,多找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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