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良南门外的历史文化

 作者:陈绍云

    南门外片区最早形成于明初，鼎盛于明中后期至清朝时期，呈“井”字形格局，城外之城的建筑特点。这里的会津桥头曾是进出陆良唯一的水运码头，科举时期，跑报的差役都必须经过会津桥，把衙府的文书、喜报送到桥头的捷报阁，也就常有一些秀才及亲友聚集桥头，等候向报子（送信人）询问佳音。因此，桥头常是人来人往，门庭若市。                   

    这里庙宇连着庙宇，院落接着院落，房屋靠着房屋，铺面挨着铺面，听老一辈人讲，在城里买不到的东西，在南门外一定都 能找到。这里商贾云聚，马帮兴盛，买卖络绎不绝，肉铺，米铺，棺材铺，裁缝铺，铁匠铺，篾匠铺，理发铺，瓦罐铺，茶楼酒肆，栉次鳞比。明清时期南门外呈现出繁华的商业景象，其热闹场景一度超过卫城中心，是当时陆凉州最重要的商品交易地段。

     明末清初时，这里曾遭遇过一场劫难，差点让南门外毁于一旦。那是清顺治三年（1646），开远土司沙定州勾结土匪起兵反叛沐天波（明朝云南府沐氏第十三世黔国公），一时间，云南大部分地区被叛军占领。沙定州手下有一个叫赵应元的土匪头子，在陆凉州荼毒生灵，百姓叫苦不迭。陆凉卫指挥邵元龄坚持固守卫城，效忠明王朝。叛军久攻不下。匪徒赵应元心狠手辣，在城楼下叫嚣:“若三天不开城门，就将南门外房屋点火焚毁”。

     三天后，房屋果真被叛军点燃，南门外顿时火光冲天，邵元龄为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被迫打开城门，卫城被叛军占领，邵元龄殉难于这场卫城保卫战中。 自此，南门外大部分房屋、楼阁、亭台被付之一炬，夷为平地。但大火之后，这里的买卖声依然不绝，至民国年间，人们仍然习惯在此进行商品交易。

　　至今，南门外的街名都一直沿用1951年由时任盘江小学校长朱光老师主持命名的盘江街，华春街和真理街。南门外片区主要包括巷上，现南门口右片区至石柱子一带，也叫“头铺甲”（清康熙年间至民国时期南门外区域管辖的一种称谓）。石柱子以下至沙朗子是察院街（今华春街），也叫“二铺甲”，据说因此街出过一位在朝廷督察院任职的高官而得名。又说，明初期的陆凉督察院衙署曾设在此街。外龙街（今盘江街），盘江街上段至小牌楼及南大桥，也叫“三铺甲”，逢辰日（属龙天）便在此赶集。狗街（今真理街），大觉寺至石柱子附近路段，也叫“四铺甲”，逢戌日（属狗天）便在此赶集。盘江街上段有关圣宫（今盘江小学），庙里供奉着武圣关公，因寺庙正对街道，于是，凡经过此路段的衙府官员，不论官职多高，都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习俗，以示对关公的敬仰和尊崇。盘江街中段还有一重檐牌楼，叫小牌楼。二楼是唱戏楼阁，称“万年戏台”。听说此楼上有一通道，沿着街上的阁楼（称苏楼）一直可以走到会津桥（今南大桥）。这段路人们习惯叫谯楼子，现盘江街下段。       

       其次还包括窑上（师古湾一带），晃桥子、望海寺、旧城、鲁昌等。

                                                                              卢锡荣

       民国《陆良县志稿》凡例说:“陆邑志书，始创明末绅士朱朝藩，然有稿作，未成全壁”。 朱朝藩(1603-1645)，字岳生，号石笏，陆凉南关外（今真理街）人。幼年在南门外私塾读书，天启四年(1624)应乡试举人。崇祯元年(1628)赴京会试，考中副榜进士，授浙江省开化知县，在任澄清史治，不徇情枉法，因“卓有政绩”而升北直顺天府霸州牧，授奉直大夫。朱公廉洁奉公，但“失贵当权”，崇祯九年( 1636)毅然辞官还乡。他一生致力于文史，著有《鹿堂诗集》，尤其独纂了《陆凉州志》，可惜正值壮年就因病辞世，但遗稿为沈生遴后来篡修《陆凉州志》奠定了基础。       

     真理街上的文昌宫在当时一度成为优秀学子的代名词。 据说，在民国初年，文昌宫的阁楼上 一书生每晚都在此彻夜苦读。一天晚上，书生仍在悬梁刺股，他好像听到阁楼下的房间里有声响，觉得奇怪的他从楼板的缝隙处看到了楼下的一个场景，吓得书生大气都不敢出。楼下停放着一口棺木，棺木上还有一个小孔，只见棺木里的鬼魂化成一缕清烟从孔里飘了出来，然后径直出门去了。书生觉得很好奇，便下楼用纸团把棺木上的小孔给堵上了。夜很深了，游逛一夜的鬼魂又回到了屋里，可就是怎么也进不到他居住的棺木里，他左磕头右作揖仍然无济于事，书生从楼板的缝隙里看到鬼魂无奈的样子，竟扑哧一声笑出声来，鬼魂看到有人在捉弄他，恼羞成怒，拼命地向楼上扑来，书生情急之下，抓起楼上的书本砸向鬼魂，一本，两本，三本，直到把阁楼上的书都砸完了，也没把鬼魂吓跑。书生和鬼魂搏斗了一夜，早已累得精疲力尽，想到自己快完了，这时，已是凌晨卯时，寺院的僧人撞响了晨钟，鬼魂知道天快要亮了，才仓惶地逃之夭夭。     

       这是我小时候在小牌楼磨阁房的廊檐下听一个长辈讲的鬼故事，虽然荒诞离奇，但故事却映射多少学子在此挑灯夜战，彻夜苦读，和梦魇搏斗，直至最后功成名就。民国时期真理街上的卢锡荣博士（1895-1958）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从小在文昌宫的凤山书院读私塾，成绩优异。后升至英语专科学校攻读英语，曾留学欧美，留美期间和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租房同住，两人私交甚好。 之后获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著有《欧美十五国游记》《思想革命》等，回国后任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副校长，官至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及中央内政部礼俗司司长，他倡导当时的教育改革，废除县长推荐制，让众多的优秀学子得到重用。创办了新中国大学、中国法商学院、上海光夏中学，皆任校长。 乡人赞颂:“籍位南滇官分北直，名隆东亚才显西欧”。

                                                              汪逢源

        小牌楼附近的汪家，其先祖于洪武十三年（1380）随沐英南征入滇，后落籍南门外，儒医和书香世家。汪氏族人汪延柏，生卒年不详，明末清初人，一位入泮后屡试不第的秀才，喜诗文绘画，满腹经纶。中年时游历过名山大川，落榜后经过几年的潜心奋笔，最终写出了曲靖地区唯一一部“本地人写本地事”的古代文学作品《紫溪龙迹传》。书中记录了陆凉州当时的“三山”“四水”“八大景”以及本地的民间习俗，神话传说等。其手抄本从清朝末期至民国年间曾一度在当地盛行流传。       

        汪氏第十九代族人汪逢源，字达泉，清末民初人，先生学识渊博，为人谦和，受父辈影响而苦学医理，故医术颇精，擅书画诗文，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精，其传世作品常落款“拟八大山人笔意”。经常与当时察院街上的书法名家岳秀灵唱和，一书一画，相得益彰，两人作品在县内多散见于石刻，匾牌，座椅扇面等。汪逢源后弃儒从医，医德医术深受地方乡邻之赞许，始终视治病救人为己任，直至终身。汪逢源之子汪德生，继承父辈衣钵，选择从医。他在四十年代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南门外以开药店作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工作。1953年参加筹备国家第一批中西医联合诊所，全国仅三所（安徽凤阳，贵州安顺，云南陆良），即当时的县医院的中医科，现陆良县中医院前身。 1954年参加云南省中医培训班学习，其中有姚珍柏，吳佩衡等云南著名老中医授课，汪德生被选为学员班长。     

       汪氏家族在南门外颇有影响，书香世家，其后人参与文化教育工作者多达五十多人。

     王东君，陆良县中医名家。其父王圣昌，龙海山沙锅村人，晚清秀才，懂中医。 他秉性刚正，鄙弃阿谀，双目近视却精通书法。 王东君和其弟王西侯都继承家传儒医，年轻时又一起被父亲送到小牌楼随汪逢源进一步学习中医诊治，一生精研医术，理明术精，望重乡里，其后一直在南门外行医多年，当年王东君问诊的小屋至今还在，只是已经破败不堪。王西侯则在马街设中医诊所，为一方百姓解决病痛疾苦。1940年弟兄二人一起在街上购地置房，建盖了现盘江街上的王家院子，定居在南门外小牌楼附近。王东君从小受儒医家风影响，一生行医陆良。1958年带徒授医，讲授医学知识深入浅出，颇受学员欢迎。文革时期遭到迫害，被下放到马街卫生所工作，年近八旬，每天仍诊断病例达五六十号，后积劳成疾而逝。王东君和王西侯儒医传家也影响了其后辈，其子王家宝，王家莫皆从医。其孙王志明，曾任陆良县医院院长等职，一生从事内科诊疗，因受家传儒医影响，对中医尤为偏爱，现为陆良县中医名家。王西侯的儿子王宝鑫，曾任昆明市医学院副院长，从事生物学科教学，曾派遣参与朝鲜战争，战争结束后在云南一生从医从教。

      石柱子附近的岳家，也是一大户人家，素有“名门望族”之称。祖籍南京柳树湾（今安徽凤庆）， 陆凉岳氏始祖岳义曾授武毅将军，世袭正千户。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由杭州启程赴陆凉任职，先居住于南门街余府河对面衙内，后又在南门街对面的“荷花塘”置办宅基，繁衍生息。嘉庆年间，岳家由南门街迁居南门外，在贞武观旁置地建房，主要经营丝萝绸缎。在家族事业蒸蒸日上之时，1909年的某一夜，有土匪二十余人，持刀枪洗劫了岳家布庄，守店的岳煊灵和岳效灵弟兄同时遇难，岳启灵当夜因身体不适回街对面老房子休养才幸免一难。岳启灵当时也听到动静，他打开大门，遭土匪举枪射击，子弹击中房柱，他便由后门逃出，从魁星阁处攀墙入城报官。官兵打开城门追击时，匪徒早已消失在夜色之中。数年后，此案由时任蒙自警务处长的岳氏族人岳树藩成功告破。

      岳树藩，（1874~1950），字国屏，南门外察院街人。自幼得父亲岳馨之先生悉心教导，云南巡警学堂毕业后，曾任广西直隶州(今红河州泸西县)区长，蒙自县警务长，元江县知事。民国二十六年(1937）出任云南省警察局局长。

     民国八年（1919）岳家动土兴建察院街商铺十八间，四合院落家宅一座（此地人们习惯称"石柱子"，因在房屋转角廊檐下有两根石头柱子而得名）。

      1939年岳树藩卸任省会警察局长回乡后，修葺祖宅，并在护城河边建盖了岳家祠堂，岳家族人在此惩戒违法，主持正义，传承家风。以致后来岳氏家族人丁兴旺，百业兴盛，人才辈出。

       陆良洞经音乐在咸丰年间最先由中原地区传入南关外大觉寺旁的卢家，由卢洲、卢江两位民间艺人把洞经音乐推广到陆良各地。解放前夕，洞经音乐则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销声匿迹了近半个世纪。最后，由盘江街上的朱光老先生历三十年搜集、挖掘、整理、重谱洞经乐曲，创建了“陆良洞经乐团”后更名“爨地古乐团”。朱老至直九十多岁时仍未停下传承和保护洞经音乐的脚步。       

       陆良民俗“正月十六闹元宵”，明初由入滇汉民带入陆良南门外，之后，闹元宵，走百病的过节习俗每年正月十六便在陆良南门外盛行，骑倒驴，踩高跷，舞蚌壳，划旱船等，盛大的欢庆活动以致形成了万人空巷的壮观景象。此习俗一直延续至今，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寥寥无几。      

       陆良山川风物较多，一直流传民间的陆良“八景”，片区内可寻的就有:湘浦渔灯，旧城烟柳，鲁昌禁蛙、板桥春水，大觉晓钟以及华春街上无论什么季节什么天气此处只刮西风的“白庙西风”等。      

      在这里文化名人众多，历史遗迹丰富，山川风物可寻，可以堪称陆良的半部文化史。

                                                   《爨地古乐团》团长朱光老师

       今天，南门外众多的建筑古迹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消失殆尽，但真理街上的大觉寺、寺中的千佛塔则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说到寺院里的千佛塔，我要再赘述一下佛塔被保护下来的传奇经历。那是文革初期的1966年6月，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提出了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这场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使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了一场巨大的劫难，特别是毁坏文物古迹和抄家尤为突出，不到半年时间，这场运动就波及到全国各地。陆良也不例外，一天，造反派人员已将铁牛（拖拉机）开进寺里，用铁链捆住塔身，原计划把塔座的砖块拆去一部分，然后用铁牛拉倒佛塔，当时街上有王姓，朱姓，梅姓的三位老人闻讯后曾到场阻止，老人们说:拆不得咯，拆不得，这是一座镇水患的佛塔，已经几百年了，万一拆了洪水从塔底涌出，淹掉了陆良城，这个祸你们哪个敢担。这一说，造反派才停了下来。 加之，底座已被拆去了一部分，露出一大个空洞，由于回风的原因，洞口发出“嗡嗡嗡”的响声，有时也像水声在洞里哗哗作响，这一响，也许是怯于神灵的威严和对佛法的畏惧，造反派便不敢轻举妄动，现场有人提出向当时的革委会汇报，有领导回复说:那就暂缓。这一缓，“破四旧”的呼声也渐渐缓了下来，佛塔才有幸逃过了一劫。但寺院里的佛像、门窗、匾牌、经书则被毁坏一空。好在寺院在文物管理部门多年的维修和保护下，又完好如初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街上的李香亭家宅，陈焕庭家宅，申寿堂家宅和沈家院子都已恢复如初，还原了明清时期的风格，民居大院透出的是大气和端庄，特别要说的是潘家大院，此房高大，雕花精美，布局严谨，建于民国初年，是四河潘家河头的潘大老板贩卖本地的桐油篾帽到大理、下关一带而发家后建盖的，原计划建盖两进院四合院，后因资金回笼不足，便只建了前院，后院几乎荒弃。抗日战争期间，当时美国驻陆航空志愿队（飞虎队）曾租用潘家大院经营咖啡馆和歌舞厅，因此，街上常有大上海来的舞女从此院进进出出，舞女们涂指抹红，身穿旗袍，高跟鞋，显得与街上的环境极不和谐。解放后潘家大院被收归国有，之后进驻过糕点厂，子种站，畜牧站，棉纺厂，化工厂等多家单位。百年的历史沧桑，潘家大院早已物易其主。一路走来已显得破败和苍凉。潘公夫妇曾经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和昔日美国大兵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场景早已成为历史。现被旧城人陈宏云收购并保护了下来， 让潘家大院又重现往日的辉煌。

        大觉寺附近的庙湾子处，有一幢高大的民居，民国时期，一外省商人曾租用此房经营酒楼，生意异常火爆，酒楼叫“洪鑫楼”，美国大兵因对中国美食的喜欢，常常在此楼聚餐，次次喝得酩酊大醉，大兵横一个竖一个的躺在街上，经常被街上的百姓取笑，说像死娃子一样。此房还在，至今保存完好。